當前，中國網絡信息化建設與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就，正在建設覆蓋全社會的5G高速移動信息網絡。此次新冠疫情，正發生在當前網絡社會基本形成時期。除了疫情本身所具有的高傳染性等特征外，實際上在整個疫情治理中也體現出了網絡社會所具有的高透明性、高信息流動性和高動員性的特點。可以說，此次疫情的傳播與治理，體現了疫情的高傳播性和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動相競爭的特征。

從高透明性角度看，網絡社會的重要特征是整個社會在網絡連接下，形成全域范圍內的信息高流動性與透明性，從而使得疫情在暴發初期，信息很快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最大范圍的傳播。這種傳播與傳統的疫情信息傳播方式形成了很大區別。在傳統模式下，對于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是沿著傳統的科層社會組織進行漣漪狀逐漸擴散的，這種傳播方式因空間和時間的不同對信息形成了逐級的滯后、削弱和扭曲。網絡社會的信息，幾乎是在全網絡進行同步傳播，從而使得信息實現了全網絡的同步震蕩。這種震蕩極大程度提高了整個信息的傳播效率，并產生了兩個效果：

一是信息的高效傳遞和整體式動員。在此次疫情中，關于疾病的信息、規模、強度、傳染性、危害以及相應的防范措施等，都第一時間從政府發起而在整個互聯網進行傳遞，從而使得網絡中的每一個節點都最大程度被動員起來。這一高效信息網絡與中國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統一完備的治理體系相結合，極大加強了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的全域傳播，從而使得全社會在第一時間盡可能地為疫情防控做好準備，其最終的效果是極大加強了對整個疫情控制行動的動員和開展。

二是信息的過度超載和干擾。網絡信息的高度透明性，不但帶來了防疫信息的有效傳播，同時也帶來了信息的過載與干擾。也就是說，由于網絡所具有的信息多源性，從而使得關于疫情的各種解讀、觀點、謠言等也會同步在網絡上進行震蕩。這些信息不僅會與原先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形成交互性的作用和干擾，而且同步產生了各種網絡的負面情緒，包括恐慌。適度的恐慌可以有效加強公民的個體保護，然而也會對正常的社會活動產生負面的干擾。

當然，網絡的作用不僅如此，網絡所具有的信息高透明性和高效的資源調度能力，對于開展包括遠程工作、遠程醫療、信息救助、經濟交易等都能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可以看到，之所以在如此高傳播性和高強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國基本的經濟體系依然可以保持有效的運轉，并且可以很快復工復產，這與來自互聯網+體系對于整個社會結構的支撐與重構密不可分。這深刻反映出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重大的積極的社會成效。

通過這次疫情與網絡的交互治理作用，可以看出網絡治理在公共突發危機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幾點啟發：

一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網絡能夠第一時間呈現事件的各個方面。因此，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時要盡可能第一時間公布事件原貌，從而避免其他來源信息所產生的扭曲而削弱政府權威。要避免信息被動，就要盡快盡全公布信息。

二是需要高度重視和利用好網絡所具有的信息高效傳遞的作用。網絡時代，能夠盡可能地形成全網動員的效果，便能極大增強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信息傳遞和資源動員能力。因此，要進一步加大整個社會網絡信息化與本身政府網絡信息化的能力建設。

三是進一步規范網絡傳播主體的行為。一方面，要保護好公民合法的信息發布權，既幫助政府有效獲取信息，也幫助其他社會主體及早地備災避險。另一方面，要對各種謠言進行有效處置，避免謠言形成的各種恐慌和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從而干擾正常的應對行為。在這種平衡的原則下，要同步完善法律法規和對謠言治理的技術能力。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